2022年7月8日，华南地区唯一一所独立建制的高等美术学府——广州美术学院在公众号宣布，意大利著名汉学家、书法家和书法史研究专家毕罗被该校特聘为教授，与此同时，该校还专门成立以毕罗教授为核心的中外书写文化与美术交流研究中心，培养书法史研究与书法文献翻译方向的人才，致力于促进中西方经典文化艺术的传播与交流。毕罗教授将于2023年开始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消息一出，海内外学界反响热烈，毕竟研究中国诗词乃至俗文学的西方汉学家很多，但专门研究中国书法的却十分罕见。当一切喧嚣归于平静，南都记者在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校区见到了毕罗教授，其时他在广州已经生活了半年多。

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意大利著名汉学家、书法家和书法史研究专家，中国国家级人才项目入选者，现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二王”学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他潜心研究书法二十余年，曾在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大学、中国社科院研修，两次访学复旦大学。主要从事书法学、铭刻学与写本学、美术文献研究与翻译、中国古代诗歌、符号学等领域的研究，使用意大利语、英语、汉语三种语言出版了多部著作，如《The Manual of Calligraphy by Sun Guoting of the Tang》（《孙过庭〈书谱〉研究》）、《Li Bai, l"uomo, il poeta》（《李白其人其诗》）、《Protecting the Dharama through Calligraphy in Tang China：A Study of the Ji Wang shengjiao xu》（《以书护法——〈集王圣教序〉研究》）和《尊右军以翼圣教》等，并在德国《华裔学志》、中国《敦煌研究》《唐研究》《中国书法》等国内外权威刊物发表了多篇论文。

01

(资料图)

万物毕罗

站在南都记者面前的毕罗教授瘦削挺拔，目光炯炯，除了意大利男人的帅气与文艺之外，还多了几分儒雅。有报道称毕罗的名字取自《庄子·天下篇》中“万物毕罗，莫足以归”，毕罗却对南都记者说，这个名字并非出自他本人手笔，是一位在意大利认识的中国朋友临时起意帮他起的。“1997年我还在读大学一年级，对中国的民俗和文化完全不熟悉，更不知道中国人起名字有什么讲究。我跟那位中国朋友说了我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时，他就说，不不不，你得叫‘毕罗’，那时候我对‘毕罗’二字没什么概念，后来跟一些学养深厚的中国人交流时才知道‘毕罗’有着深厚的历史含义和哲学含义，它不仅在《庄子》里出现，连《诗经》也有‘鸳鸯于飞，毕之罗之’的诗句。‘万物毕罗’，听上去很有包容性，非常符合我的性格，所以我特别感激他。说起来，毕罗是我本名Pietro的谐音，而Pietro在意大利语里是‘石头’的意思，石头与石刻也有一定的关系，也算是冥冥中注定了我后来从事石刻研究的缘分。“一晃20多年过去了，”毕罗“这个名字被毕罗沿用至今，但那位萍水相逢的朋友却早已消失在人海。

毕罗应南都记者要求在其中文专著《尊右军以翼圣教》的扉页题签，只见他熟练地以中文和意大利文题签。只见中文繁体字竖排写道：“***女史指正 義國畢羅敬贈“，行书书写，内容得体，上下款齐全，完全符合中国古代文人赠书落款的格式。“義（义）是正义的义，毕竟我是意大利人。”顿了一下，他又补充说，因为一大堆行李和书还在从意大利寄来广州的路上，而他的印章就在这批行李上，还约了下次见面补上盖章。

意大利汉学家毕罗教授在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校区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专访。其身后是他收藏的碑刻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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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行走

毕罗对南都记者说，他对汉字的感觉可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1996年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第一堂汉语课上第一次看到中国汉字的时候，我就深深地爱上了这种神秘的文字。虽然课本上的汉字是印刷字体——宋体，严格来讲不算书法，但依然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刺激：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图案、这样的形态、这样的布局，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同学都觉得这种文字非常漂亮，非常有魅力。”课余时间，他和同学们还自发地描摹课本上的汉字。

毕罗见识到真正的中国书法是在1998年下半年，他第一次来到他心中一直向往的神秘国度——中国留学。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的半年时间里，他最喜欢逛书店买字帖和看大街小巷的灯箱，那时候的灯箱不象今天这样几乎全是电脑设计出来的字体，而是工匠双钩或临摹出来的书法字，非常漂亮。毕罗要学习中国书法的想法也在北京得到了热情的回应，很多书法爱好者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可惜他们要么练颜体，要么练柳体，我都不喜欢。“

直到这次中国留学生涯结束回到意大利，毕罗才遇到了他真正的书法老师王承雄。“那一年我22岁，王承雄老师40岁；我最喜欢欧体，而王老师擅长欧体，这种缘分真是妙不可言。我私底下从不称他为王老师，而叫他Maestro Wang，因为我们之间经常用意大利语交流，用中文来讲就是‘王夫子’。”

王承雄在中国书坛并非泛泛之辈，他曾获过上海市首届楷书大赛三等奖，目前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书法家协会会员，近年来专攻小楷，取法晋唐，气格高古，灵动洒脱。“王夫子”把毕罗带进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书法的大门，二十多年间，师生之谊从未间断。“直到现在，如果有什么笔法上的问题，我会通过微信把我写的字发给他，他会指点我注意哪里的结构、笔画，他的意见通常都很具体，我每一回都有收获。“据悉，《尊右军以翼圣教》的书名就是”王夫子“题签的。

毕罗教授使用意大利语、英语、汉语三种语言出版了多部著作。

从喜欢书法到遍寻名师学道，从掌握书写技巧到研究书法有成，毕罗的书法之路可谓一步一个脚印。除了做研究外，毕罗至今仍坚持每天濡墨练字，经常临的帖里除被他称为“初恋“的《九成宫醴泉铭》之外，还有《集王圣教序》《曹全碑》《乙瑛碑》，甚至包括《峄山碑》和《石鼓文》。“我平常临《集王圣教序》的时候常用纯狼毫，但写楷书、隶书和篆书时却习惯用纯羊毫。我觉得写字是生活中最有趣的事，也是真正最让我开心的，最让我有成就感的。当然研究也是一种创作，可是对我来说，能够写出比较像样、比较好看的字所能带来的乐趣才是最大的乐趣。”

毕罗教授的行书作品。

毕罗对于书法的痴爱还表现在他的一切旅行都以书法为主题。2018年起，他在《书法》杂志连载了十几期的《书法行走——一个西方人游览中国书法文化》，读者足不出户，也能跟随着他的脚步逐一观摩国内主要的书法胜迹。据悉，四川人民出版社将在2022年底把这些文章合集付梓，取名《书法行走二十年》。“这本书算是给我过去二十几年书法行走生涯画上句号。”

南都记者注意到，在毕罗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上面插着近20面小旗子。毕罗笑着说，这是我们根据《中国文物地图集》查到的中国书法调研目的地，“我们中心的研究团队都要去到当地进行深度调研，绿色代表待去，红色代表已去。”

毕罗办公室墙上的中国地图上插着近20面小旗子，都是其研究团队将要开展尝试调研的书法胜迹所在地。绿色代表待去，红色代表已去。

03

“书圣“粉丝

毕罗对王羲之情有独钟，他曾经撰文《王羲之与达芬奇：两个中西美术传统的象征》，把王羲之比作东方的达芬奇，把《兰亭集序》比作《蒙娜丽莎》。这种中西融通的视野和不拘一格的想象力让他一下子就“出圈”了。毕罗对南都记者表示，王羲之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崇高地位并非他首次提出，早在1930年代，著名汉学家喜仁龙就持这样的观点了，他只是进一步把王羲之的地位具象化而已。“但如果我们西方人要客观地去评价《兰亭集序》，就必须得拿一件在西方享有同样的文化地位的作品去做比较，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如此这般地把王羲之的地位具象化，西方人才能一下子意识到他的高度。毕竟不是每个西方人懂得欣赏王羲之的笔法、笔势和艺术感觉，因为这需要一个训练过程，但他们一听到《蒙娜丽莎》就会明白如何进行对标和定位。《蒙娜丽莎》在这里成了衡量的标准。”

他还透露，《兰亭集序》最早的西方译本不是英语，而是拉丁文。1879年，上海有位叫晁德莅的意大利人，写了一本《中国文学教程》，书中第一次把《兰亭集序》翻译成了拉丁文，介绍到海外。“所以，今年10月，正在太空执行任务的意大利女宇航员萨曼莎·克里斯托福雷蒂在国际空间站行经中国上空时，在社交媒体引用《兰亭集序》中的名句来表达她俯瞰寰宇时飞扬的思绪。这在我看来是水到渠成的事。”毕罗目前正致力于兰亭诗集的研究，意大利文《兰亭诗集研究》书稿已经交给出版社排版，估计明年年初会在米兰面世。

2019年毕罗受邀赴浙江省绍兴市参加在会稽山下举行的“兰亭雅集”，成为曲水流觞的一位诗人。

因为在研究王羲之及其书法艺术方面取得的瞩目成绩，作为“书圣“迷弟的毕罗成为了中国“二王”学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2019年春天，他受邀赴浙江省绍兴市参加在会稽山下举行的“兰亭雅集”，成为曲水流觞的一位诗人。他当场挥毫写下自作绝句：

初游斯圣地，

未感有倾心。

俯仰十春过，

西东岂不吟？

参加兰亭雅集的毕罗当场挥毫写下自作绝句：“初游斯圣地，未感有倾心。俯仰十春过，西东岂不吟？”

面对面

重塑书法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南都：你在《尊右军以翼圣教》这本书里用了跨学科的视角来研究中国书法史，你希望这本书达到什么目的？

毕罗：这本书可谓我2010年因研究孙过庭《书谱》而涉足中古时期中国书法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以来的研究成果的一次总结，它跟我以前写过的其他书和论文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说我在2006年出过的一本意大利文的书，叫《李白其人其事》，通过对李白的生平和诗歌进行搜集、研究和翻译，我不但明白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是既丰富而又复杂的，而且还了解到唐朝社会多层面的文化现象，这让我后来在研究《集王圣教序》时变得更敏感，或者说带着注意更多细节的心理去提出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所以除了对书法史进行比较传统的研究以外，我这几年还关注了一些中国古代文化的其他领域，如此一来，我才能对书法文物涉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有了一个比较宏观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下，我考虑的问题与细节可能比一般做书法史研究的学者要复杂多样。因为现在对书法的理解基本上就是用毛笔写诗或者题字，但是在古代，书法是一门和社会有非常密切关系的艺术，它甚至具有政治作用，譬如《集王圣教序》碑。所以，我写《尊右军以翼圣教》包括我研究书法的其他的一些课题，一方面是要研究书法的人意识到书法不仅仅是一门艺术，而是有着很复杂的历史背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关注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也要让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人，尤其是汉学家意识到书法在中国古代社会当中的重要地位，让他们明白要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就离不开书法。因为书法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文人“正式出面”的一种行为，你不把它考虑进去，很多历史现象就会看得不够准确。让我高兴的是，最近在西方比较权威的学术刊物刊登了一篇关于我的英文版书籍《以书护法——<集王圣教序>研究》的书评，文章不乏赞美之辞，看来西方汉学界确实意识到了这本书里关于古代书法文化的探索的意义和重要性。总而言之，我的目的就是要让书法的文化含义达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对它进行一个重新定位：明确书法不仅仅在艺术领域中占用重要地位，而是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乃至整个中国文明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毕罗教授即席挥毫，写下“南方都市报”五个大字。

南都：中西方学者在面对同一个对象时研究的路径和观测点是不同的，你觉得你跟中国本土学者的书研究的区别在哪里？

毕罗：作为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做研究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西方学者在使用文献的时候，需要把汉语原文的词语翻译成自己母语或者其他通用的学术语言。但这种转译给我带来了很多我认为一般人不会注意到的具体问题。因为一旦要把原文很多词组术语具体化，我必然会触及到许多人容易忽略掉的细节。像我提出的对“世”“民”二字关注的研究成果，作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它们能够出现在《圣教序》里是非比寻常的。那么多中国人临过《集王圣教序》，却没能留意到这两个字之间的关系。但是一旦要认真地把它翻译成外文，我就不得不注意到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就回避不了它了，一定要把它解决。我觉得这种困难对于西方人来说其实是促进很多研究突破的，或者说问题意识的起点。

另外一个问题是学术规范。西方有传统汉学的背景，很多汉学家对查询文件、整理文件、使用文件的要求非常苛刻，这源于他们非常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对文献的要求非常高，特别讲究版本、校勘，也就是说，你在读文献的时候是不是把所有的基本文献都参考了，是不是读到最好的版本。如果有某个文献出过其他语种的译本，也必须得去参考。所以我在研究《集王圣教序》的时候也都去浏览了英文、德文和法文的译本。像玄奘法师的传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有一个德文的翻译很有意思，还没出全，因为它是一卷一卷地出，从1991年开始的，到现在还没出全。但幸亏《圣教序》和《述圣记》两卷已经出了，所以我三年前买了下来。虽然我没学过德文，但是我依靠词典以及问懂德文的朋友基本上把翻译的含义了解了。主要是了解其中的注释，看它怎么解释典故和术语，事实证明，这个版本对于我的研究而言很重要。如果没有西方汉学这种学术氛围，我有可能不会做得这么严谨。

毕罗教授表示，自己收藏的拓片都是可能对研究书法史有帮助的、有代表性的或者有历史意义的。

收藏金石碑刻拓片的初衷是为了做研究

南都：听说你收藏不少金石碑刻拓片，在你的收藏当中，有哪些藏品是最难得的？此间有没有一些难忘的经历跟我们分享？

毕罗：我一直认为练习和研究书法看实物很重要，而且我不是收藏，我是收集。我收集的都是可能对研究书法史有帮助的、有代表性的或者有历史意义的一些拓片，主要是墓志还有碑铭。

我第一次买的拓片是跟当时正在研究的孙过庭有关。那时我还在天津工作，空余时间喜欢逛当地著名的古玩市场——沈阳道。逛古玩市场时，一般眼睛都是向下看的，我走着走着，咦，看到某个路边摊有张拓片上的两三个字写得很不错，于是停下来，顺着拓片往上看，哇，原来是卢藏用的隶书拓本，你知道我那一刻有多激动吗？卢藏用是跟孙过庭学过书法的，我觉得是捡了个大漏。还有一次是在2005年，我跟当时的女朋友从杭州坐火车去上海。上海南京路有一家叫做朵云轩的拍卖公司，那里的三楼在卖拓片，我经常去。我那次去看到有一张整张的《集王圣教序》，感觉品相不错，但有点贵。当时我还没有开始关注这方碑，只知道这方碑很重要，所以有点犹豫。我的女朋友是澳大利亚人，是一名工程师，她其实并不懂书法，但她觉得我应该买下来，理由是既然我要研究书法史，而且也知道这件拓片很重要，就应该花这个钱。最后我就买了下来，年底带这件拓片回到意大利后，还让它在拿波里国家考古博物馆、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与中国历史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合办的大型唐代文化艺术展亮相，把每位观众着实都“惊艳”了一把。现在说起来很有意思，也许我跟《集王圣教序》的缘分从那时就开始了吧。我写过两本书，一部英文的，一部中文的，都是关于《集王圣教序》。再后来的2008年初，我在日本东京一家名为“南阳堂”的旧书店又买了《集王圣教序》拓片，那个品相很一般，也不贵。可惜2019年再去时，“南阳堂”的招牌已经变成皮肤科诊所了。

毕罗教授对广州的印象最深的是这座城市的绿化特别好，天空格外蓝。

广州的绿化很好，天特别蓝

南都：因为遍寻书法胜迹，你的足迹已经遍布中国。那么问题来了，你去过最多的城市和待的时间最长的城市分别是哪里？

毕罗：中国那么大，我去过的中国城市算多吗？！应该说我是去了很多跟书法有关的城市，所以美其名曰叫“书法行走”。我呆的时间最长的城市应该是杭州，因为我在那里的两所高校——中国美术学院和浙江大学都留过学。除了杭州以外，在天津待的时间也比较长。去的次数最多的城市可能是上海，那儿有我的书法老师，而因书法研究去得最多的城市应该是洛阳和西安。

南都：请问您第一次来广州是什么时候？您对广州的印象如何？

毕罗：我第一次来广州是2008年，那时候我在天津工作，负责天津境内的意大利建筑物修缮项目，当时广州的沙面也有一些建筑需要修缮和开发，所以我和一位意大利建筑师飞过来开会，会后在广州专家的带领下逛了一下沙面。之后2014年和2019年，我还来过几次，每次感觉都不错。我对广州的印象最深的是这座城市的绿化特别好，天空格外蓝，“花城”果然名不虚传。

南都：不知不觉间，您在广州美术学院执教快半年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毕罗：这次来广州教书，为我了解中国南方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平台。今年4月底5月初，当我踏上广州这片土地时正值夏天，对我而言，适应广州夏天又湿又热的天气还有一定的困难。我和广州的朋友逛了一下天河区、越秀区、荔湾区，明显感受到广州和中国其他大城市有很大的区别。除了那些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之外，广州老城区的市井气息也是很吸引人的，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尤其是留存于越秀区和荔湾区繁华闹市中心的一些历史古迹，譬如怀圣寺，也叫光塔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最早创建的四大著名清真寺之一。此外，广州周边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小镇，我去过几个，有机会的话还想多去走走。（俗话说食在广州，你对广州的美食有何评价？）我不爱吃海鲜，更喜欢面食，所以对广州美食没有特别感兴趣，不过广州的早茶有几款点心不错，譬如鲜虾红米肠。当然啦，每次有朋友来访，我一般会带他们去珠江新城的意大利餐厅打牙祭，那里的意大利披萨做得比较正宗。

总策划：戎明昌 刘江涛

统筹：刘炜茗 黄茜

采写：南都记者 周佩文 实习生 黄佩琳

题签：曹宝麟

摄影：N视频记者 邹卫

视频：N视频记者 邹卫 阮增豪 实习生 陈保良